11月21日上午9点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孙竞昊教授莅临我院，在逸夫楼6041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“阅读·思考·研究·写作：习史随感举凡”的学术讲座。讲座由我院科学技术史专业沈志忠教授主持，我院科学技术史、文化管理、农村区域发展等专业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。

孙竞昊教授在讲座中提出第一个问题：“中国（大陆）学术”与“西方（主要指北美）学术”泾渭分明，那么该如何看待本土和舶来的学术之分野？他认为，学问本质上无论西东，目的都是不断提高对世界和人类经验的认识和解释。虽然中学、西学各有特色，但从人类过去的经验里对普世性真知和价值的求索，并上升到学理的层次，是一致的。

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：读什么书？该如何读？其一，不读平庸的书。读平庸的书，只能让你更平庸。其二，跟踪“前沿”。其三，锻造起学术定力，精读难读的名著，做到“以专带博、以博辅专”。其四，“制作”思想，以达到陈寅恪所说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进而升华到用生命去做真正的学术。

他抛出的第三个问题是：应该塑造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能？其一，要塑造合理的知识结构，“杂”并不等于“博”。其二，处理好学术研究的“宏观”与“微观”，并引用了他本人的“思辨化的叙事”，即一般性中的特殊性和特殊性中的一般性。其三是关于“理论”、“方法”与宏大叙事。他指出理论拥有超出具体经验的高度和维度，从而产生普遍意义。其四是学识水平与文献资料基本功，对于历史学者而言积累的资料自然是越多越好，但缺乏问题、假说、意义的信息堆砌，容易失去知识追求的核心价值，“家”与“匠”之差重在识力。

最后，他提出第四个问题：怎样解读历史文献？其一，须有清醒的“距离”感 。“距离”即无法复原的过去“史实”，数量、质量不一的文献材料对应不同的文本解读，故而又充溢着主观性的应用构造。其二，史料的“多”与“少”。他指出，所用文献的数量多寡并不与质量高低一定成比例，只要掌握有足够代表性的高品质材料并加以合适地处理，便可以有力地支撑中心思想。其三，文艺资料的“假”与“真”。他认为这取决于审读者、研究者解剖和诊断的功力，有些文艺资料甚至比“正规”的史料反而“真实”。其四，“历史”与“现实”的纠葛。走向“历史现场”绝不拘囿于“进村找庙，进庙找碑”，关键在于对风土环境、人情氛围的综合感知。

讲座尾声，他总结道，做史学研究需写出一个严密的“公式”来，其一是课题研究及其成果检验的标尺，即史学、方法和思想；其二是思维章法与行文规矩，即建立历史评析的层级体系（hierarchy），抛弃“庸俗辩证法”俗套；其三是严格的自律，历史学研究和写作是非常耗费体力精力的工作，并期望大家的最终成果务必是“精品”。

此次学术讲座受到师生们一致好评，活泼的讲座氛围以及实用的讲座内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为大家日后开展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，期待孙竞昊教授今后还能与我院师生进行学术上的交流。

据悉，孙竞昊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。曾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、密西西比大学、维多利亚大学等。获中国教育部“新世纪伏秀人才支持计划”项目。主要研究明清吋期区域环境、经济、社会史（侧重江南和华北）及其近现代变迁。先后在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国史研究》等发表中文论文近50篇，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、Late Imperial China等发表英文论文7篇，参与校译英文论著2部，主编论丛一部、论文集一部，另有英译中及中译英学术文章、札记多篇。（吴昊供稿）